最新消息
热门消息
 当前位置:首页 > 信息摘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及实践

发布人: 来源:江津区农综办  作者:熊德银 发布日期:2018-06-05 点击: 次 【字体: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一场深刻影响中国长远发展、事关全体人民福祉的重大社会实践,如果成功达到预期目标,中国有望挤身发达国家行列,否则,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如此重大的社会实践,必须思想大解放,理论大创新,制度樊篱大拆除。本文就乡村振兴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与大家分享。

一、乡村振兴与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其中,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最基本、起决定作用。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当前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其三个方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土地集体所有;地位和相互关系是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产品分配形式是交足国家、留足集体、剩余归已。

这种以家庭为经营单元的生产关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初级社建立以前,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短暂实行的“三自一包”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包产到户中都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利,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但是,经过改革40年实践,这种生产关系的不足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是经营规模过小。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等国有农场外,大部份地区人均耕地1亩左右,户均3-5亩,不适应现代农业所要求的规模化、集约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机械、新技术难以实施。假定某项稻谷种植新技术能带来10%约每亩150元的增收效果,对3-5亩小规模农户来讲,实施后年增收不足800元,可能不足以弥补其学习、实施该技术的误工和物资投入。二是劳动力成本过高,农产品缺乏竞争能力。以玉米、大豆、小麦为例,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5月4日5月期货报价分别为398美分/蒲式耳、1027美分/蒲式耳、529美分/蒲式耳,折算成人民币报价为每吨995元、2400元、1322元,远低于国内的每吨1700元、3700元、2300元。所以,我国在WTO谈判时,对农产品实行了特殊保护措施,国外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2017年,中国粮食进口关税配额量为:小麦964万吨,玉米720万吨,大米532万吨,并且规定以国营贸易为主。

农村当前稳定不变的生产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当前我国经过40年发展后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甚至是制约的,但这是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土地长期以来带有农民社保功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如何在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规避和消解生产关系的制度性缺陷,就成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乡村振兴要研究和破解的重大理论课题。二、乡村振兴与生产力诸要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科学技术、资金等也常作为生产要素提及,它们应用于生产过程、渗透在生产力诸基本要素之中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故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说。

2011年,《南方日报》发表《不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文章。标题有点耸人听闻,但形象概括了中国城乡的巨大差距。经过4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城市高速发展,农村仍然落后。城乡差距越拉越大,个人收入天壤之别。

为什么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农村却呈现出衰败景象?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40年中,生产力诸要素在配置上向城市倾斜,在动态上向城市流动和聚集:一是劳动力。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在生产力中占主导地位。过去,农村劳动力潮水般涌入城市,其创造的价值一部份通过工资形式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等,剩余价值为城市所占有。二是土地。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最重要的劳动对象。过去,国家对国有、集体两种土地采取不同的资源配置政策,国有优先于集体。如:城市土地上投入大量资源、只能在国有土地上建商品房等。三是资金。一方面国家投资向城市倾斜。另一方面农村资金通过存款和消费形式流入城市。消费形式主要有到城里买房、到大医院就医、到城里高校入学等,有人把它们形象比喻为“抽水机”,将农村资金要素哗哗抽向城市,农村落后也就成为必然。

所幸的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全局高度,及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如何贯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基本原则,让生产力诸要素向农村流动和聚集,是乡村振兴要研究和破解的第二个重大理论课题。

三、农村集体土地法律地位和权利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由此可见,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组成成份,有主导与非主导之分,并没有谁大谁小、谁优谁劣之分。

在实际工作中,这两种土地权利是不平等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上述规定,明确了建设商品房只能在国有土地上,集体土地不能建,建了就是不合法的“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不能向非本集体成员的第三人转让或出售,只能在集体成员内部转让、置换。

《土地管理法》相对于《宪法》而言,属于下位法律,这种与上位法明显冲突的规定,严格意义上讲是违宪的。但这种“违宪”设计,是人为的,它封死了集体土地直接入市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路子,代表国家的地方各级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独享土地出让收入。通过集体土地征收和农用地转用审批,为城市的飞速发展积聚了大量建设资金,同时,也带来高房价和腐败等系列问题。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土地作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果对其配置不但不实行优先满足,相反还实行差别于城市的歧视政策,将与乡村振兴初衷背道而驰。

城乡土地能否平等?如何平等?就成为乡村振兴要研究的第三个重大理论问题。

四、如何推动土地股份合作?

(一)土地股份合作的意义

土地地股份合作是规避和消解生产关系制度性缺陷的路径之一。如上所述,当前农村生产关系,不是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甚至是制约的。在维护现行农村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引入工商资本,另一条是推动土地股份合作。

两条路径虽然目标一致,但意义不同。

国外农业发展有菲律宾和日韩台两种不同模式,但结果大不相同。上个世纪的50年代前,菲律宾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但后来菲律宾衰落了,日本却成为现代化国家。原因也许是复杂的,但不能否认菲律宾的农业发展模式失败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必然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进程中,菲律宾政府采取了鼓励和扶持“资本家下乡”,走“公司+农户”的农业发展道路—拉美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资本家将自己唯利是图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菲律宾传统小农大面积破产,农业产业迅速被有欧美背景的大公司所控制,只有少数农民被吸收为农业工人,绝大多数农民流离失所。菲律宾社会迅速两极分化,内需严重不足,工业生产严重过剩,经济增长受控于外。农民问题迅速转化为工人问题,农村问题迅速转化为城市问题,失业问题迅速转化为政治问题,国内问题被迫转化为国际问题。

日本、韩国和台湾没有走菲律宾的道路,而是选择了限制资本家下乡,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培育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变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大农”,走“综合农协+农户”的合作发展道路,农民几乎独享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经营、农业技术服务和土地地租的全部收益。农民同享现代化的好处,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当前,各地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大量城市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民的土地规模经营。由于没有突破土地所有权禁区,虽不会导致农民破产,但是,应当看到,在租赁合同存续的今后30-50年内,农民只能从土地上获得租金收入,少数农民通过在农业园区务工能获得一定收入,多数农民不得不到城镇寻求生存发展空间。

中央一号文件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乡村振兴基本原则之一。土地股份合作就是发挥农民主体地位的重大实践。(二)土地股份合作的现实可能性

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第一次合作化运动”之所以让农民饿肚子、最终被包产到户所取代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生产力水平低。当时没有“两杂”种子,单位面积产量约为现在的50%。二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当时实行农村支持城市和工业的政策,30%以上的农产品作为“皇粮国税”无偿上交。三是二、三产业不发达。导致农村富余劳动力无处吸纳,“窝”在农村出工不出力。上述三个原因,归结起来就是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今天,这些不利因素皆一一消除,已经具备“第二次土地合作”的条件。如果说“第一次合作化运动”是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超前,那么,今天重走合作之路,恰恰顺应了生产力发展要求。

(三)土地股份合作的操作方法

在平原和中西部平丘地区,农民将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后,合作社可利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口粮田建设等项目统一将的土地改平、改厚、改大,配套建设田间机耕道路和排灌设施,发展现代粮食种植,逐步实现机耕、机种、机收。深丘和山区则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业、畜牧业,逐步退耕还林还牧。

其经营模式有两种:一是集体统一经营;二是反租倒包。前者不同于大集体时代的评工记分,类似于现代车间作业方式。本处重点介绍后者。以江津丘陵、山地占多数的农村为例,以户为经营单元,其适度规模大约是:大棚蔬菜5-10亩,露地蔬菜10-20亩,花椒、水果50亩左右,粮食100亩左右,林木100亩以上。这样的经营规模,不仅可以解决一家3-5人就业和生计,基本可以实现小康生活水平。1/3以内的农户耕种了全部土地后,2/3以上的农户就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可以进城居住和就业。在承包期存续的30年内,每年还可以从合作社按土地股份分红,从而实现“三变”。

五、如何推进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

(一)关于“人”。过去几十年,农村人才向城市流动,常在农村的只有老人、妇女、儿童,乡村如何振兴?中央和重庆一号文件就人才向农村流动提出了不少政策措施。如何解决人的因素,各地可根据自身条件因地施策。以江津为例,前几年,江津抢抓机遇,建立了德感、珞璜、双福、白沙四大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这就是江津最大的优势。“四园一区”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如果在掌握园区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将园区周围乃至江津的农村青年有针对性培训,就地就近输入园区,让他们白天在园区上班,晚上回家居住,离土不离乡,这就是一个重大课题。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园区上班,两个老人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这就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任务不远了。过去30年,江津几十万农村劳动力在外务工,虽然带回了不少血汗钱,但只有春节才和家人团圆,这种侯鸟式的生活是不人性的,带来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城市“空巢青年”等社会问题,是乡村振兴所要抛弃的。

(二)关于“钱”。过去30年,农村的存款多数流入城市,支持了城市建设。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虽然姓“农”,但对农村的支持不足。中央一号文件就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提出了很多政策措施。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完善村镇银行准入条件”,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村镇银行或农村资金互助社提了很多年,但门槛较高。为数不多的“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虽然姓“农”,但与商业银行没有本质区别。在乡村振兴中,各地要重点研究这一课题。有条件的地方,可争取特许建立村镇银行或农村资金互助社,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住房条件,让农村资金真正用于农村。

(三)关于“地”。关于两种土地所有制地位和承包土地“二次合作”,已在前面论及,这里重点研究如何激活农村建设用地。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是一个重大政策突破。在农村,每户宅基地(包括房前屋后)有一亩左右,如果将这些宅基地聚集起来,一部份用于农户建房,一部份使用权转让给市民,就可让城市资本流向农村。城市郊区、适宜避暑度假的山区、交通方便的公路沿线一些村社完全可以先行先试。只不过中央又提出“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这就需要大家深刻领会政策精神,创造性去探索,发挥聪明才智。前段时间,笔者在网上看了一个“我在德国农村”的帖子,在一个德国小镇,全部是花园别墅。欧洲农村为什么漂亮?欧洲为什么不提乡村振兴?就是有许多城里人在城郊建房置业,白天在城市上班,晚上回小镇居住,城市的资源不断流向农村。允许农村人到城里买房而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房建房,这就限制了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是一次重大社会实践,更是一次理论上前所未有的探索和创新,它需要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前提下,突破一切生产关系的桎梏,推动生产力诸要素向农村流动,这是乡村振兴中要重点研究和破解的重大理论课题。 

 

 

 

 

 

 

 

 

 

 

 

 

 

 

Copyright (c)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重庆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版权所有
电话:023-89075182 传真:023-89075181 渝ICP备07003081号 技术支持:讯迈科技